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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艾贡的博客

老纸倒腾军火的

 
 
 

日志

 
 

大上海1937——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2012-12-03 19:04: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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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7日夜,一场司空见惯的军事冲突,如同星星之火一般,逐渐燃遍了大半个原已在日本的压迫下沸腾的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表现出的强硬姿态,令日本政府、军部不得不决定通过一次迅猛的军事打击,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可是由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致使日本军方逐渐放弃了有所节制的初衷,最终一举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府——南京。
可是我们仍然不禁要问,魔盒究竟是如何打开的呢?
  别说你了解抗日战争,本文结合大量日方材料,将告诉你一个其实你并不了解的抗战开局。以史为鉴,希望今天的我们能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吧。
  当在中国发生最新事变的消息刚传到东京时,无论是军队的参谋本部还是新任帝国首相近卫文麿,都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詹姆斯·L.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
  我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中国方面反省,以便事态早日解决。
  ——1937年7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庐山讲话
  他们(日本)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却并不清楚。
  ——《剑桥中华民国史》
  强硬出乎意料,对事变的预测完全是错误的,特别是连专长的陆军也观察有误。由此,各方面都有反响。
  ——日本天皇裕仁1940年10月谈话
  不言而喻,在日本侵占了我国的大片领土之后,中日之间是必有一战的。但是战争究竟何时爆发、以何种面目爆发,却是几乎所有人都难以预料的。
  不过,大致还是不难预测的。比如1930年前后,日本公使、鸽派外交官佐分利在北平会见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协调以和平手段解决中日间的诸多悬案。起初,双方的沟通非常愉快,可是后来眼见佐分利回国述职时被狂热的少壮派军人暗杀,以及随后日本的一系列侵略行径,徐永昌于是强烈地预感道:中日间的悬案,和平手段已经行不通,不出十年必然将以战争来解决!
  林继庸也有类似的强烈预感,他在1936年从海外回国后任资源委员会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家将工厂迁往内地。不过这个工作并不好做,林继庸在动员过程中碰了许多的钉子。其中一位大企业家就曾不屑地对林说道:“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
  这些资本家诚然是目光短浅、心怀侥幸,林继庸为此批评道:“不到黄河不死心,火山一日不爆发,他们也乐得在火山口上嬉游一日。”可是需要我们理解的是,很多人具有这种贪图苟安、得过且过的心理,并非纯粹出自他们的幼稚,也在于当时的形势确实还没有严峻到令这些资本家在上海惴惴不安、无处安身的地步。
  其实,商业界如此,政界、军界也无不如此。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是国民政府军的示范部队,装备最好的几支队伍之一,他们的总队长桂永清对于时局的看法就非常具有代表性。1937年8月上海冲突已经爆发时,桂永清刚从德国出差回来,本来教导总队并没有接到命令前往淞沪,可是桂永清却积极要求前往上海参战。
  副队长周振强表示反对说:抗战来日方长,教导总队虽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可是目前由于迅速扩充,已达四万余人,老兵都成了干部,大部分都是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很差,不如严加训练三个月再参战;而且现在参战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不如到时打场有把握的漂亮仗。
  可是桂永清却派人给周振强传话道:“我们校长在上海组织投入了这样大的兵力,其目的是赢得在政治上同日本讲和的条件,上海的战局,将同‘一·二八’一样,结果会同日本讲和的。如果教导总队现在不到上海参战,将来就没有机会了。而且如果去晚了话,功劳也都被别人抢走了。”结果周振强轻易就被说服了。
  然而,上海的战事在出人意料地发展着,急于立功、训练不精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果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尽管他们的全副德式装备胜过了日本人,可是在日本强大的海空炮火的打击下,最后由于伤亡惨重便不得不撤退到了大后方休整。
  匪夷所思的是,等到南京保卫战将要打响的时候,桂永清居然又站出来说服大家率领整补后的教导总队协助临危授命的唐生智部防守南京。这一次他的理由是:他已经得到了秘密消息,德国大使陶德曼已经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国民政府正将向日本讲和,日本不一定来打南京;即使真的来打,只要守一个短时间,也可以换得讲和的条件。
  从事后来看,这个庸碌无能的桂永清真是糊涂透顶,正是由于他的这两次决策失误,导致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劲旅几近全军覆没,最终被取消了番号。当然,随着上海战事的进一步扩大,不待教导总队训练完成,可能也会被提前征召上战场的,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可是,如今我们认真考量当时的形势变化,桂永清真的错了吗?他的想法真的一无是处吗?为什么他的意见得到了两次赞同呢?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它也不是可以用对或错就能够轻易回答的。
  就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在1937年7月6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外相广田弘毅发言道:“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旋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广田的发言获得了全体阁员的赞同。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日本五相会议又作出了一系列相关决议,其中一条就是“我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中国方面反省,以便事态早日解决。”等到11月7日,就在日军成功占领上海之后,日军参谋总长给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下达的任务是:“与海军协力,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得结束战争局势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并为华中派遣军确定了大致的作战地区,即“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可见,日方最高统帅部起初也确实没有打算进一步攻略南京,甚至到了1940年前后,日本方面还曾多次设想从中国(关内)全面撤军。
 
  然而,日本人的军事胜利并没有换来他们想要的妥协,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反而令中国愈加奋起,由此令日本侵略军深陷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他们只是为着国家的荣誉及赌徒心理才选择了苦撑到底。
  这场历时八年的中日全面战争可谓是一场双输的战争,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双方原本都在竭力避免过早的全面冲突,都没有在1937年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打算,可是中日双方最终还是鬼使神差地在这一年的酷暑中卷入了一场全面厮杀。原来,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吞噬一切、毁灭一切的力量就再也不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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